另外，我们留意到，关于氐族的起源主要有两说：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流；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民族。第一种说法认为，据《大荒西经》，氐与羌均被认为是炎帝之后裔，炎帝为姜姓，氐人酋帅与羌人同，亦多姜姓。因而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而在我国的最早的古籍里，羌先见于记载，后来才出现了氐羌又往往连用或混用，如《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逸周书·王会篇》曰：“氐羌以鸾鸟”；《竹书纪年》提及：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等等。

第二种说法认为，由于古代氐与羌都是西戎，居住在西方，境地相邻，且多错居杂处，关系十分密切。但从羌、氐的原始分布、经济生活、服饰习惯等方面看，两者差别很大，氐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羌不同，因此自古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

混杂与揉和是必然，在相同中有所不同也是一定的。相对地，我们支持第一种说法，因为它更接近于“大民族”概念，即大家都是一个相同的派系，然后根据不同的特点或者特色，再进行具体的划分，这样似乎更科学一些。

然而，到底是怎么分出来的呢？《集韵》是的说法是：“氐，黎都切，音低，羌也。”认为氐族是汉化了的羌人，最终形成单一的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于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使其语言、经济、文化发生变化所致。但这仍然不能为氐羌之间的模糊存在划出一条明晰的界线。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嬴驷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走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剑阁道）灭蜀吞苴。随后，秦惠王任蜀太子为蜀侯，张若为蜀相，置蜀郡，蜀、苴二国宣告灭亡。当时，这里不仅以“国”的形式存在，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部落，也都有着相同或者不同的习俗，很难说他们就是一个民族或者多个民族，历史在这里是没有细分的。但氐在这里建立方国却是有记载的。

公元前1046年，氐人先民在今四川广元境内建立氐族“平周”，定国都东河附近，称平周城，辖管今旺苍县及苍溪县大部。至公元前368年，蜀王杜尚（开明氏九世）派大军灭平周，这个方国在历史存在了近700年。而我们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史学家判断氐族最先活动范围在川西北地区，以及氐族由此向西北方向移动，大约也出于此。

公元前1046年氐人先民就能在今广元建立方国，足见他们在当时的强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观点认为三星堆代表了古羌人（包括氏人）、彝人、濮人文化，或与骆越文化有密切相关。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否认，《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这样记载了最早的古蜀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今天的考古学家也发现三星堆文化的时间分为三段。早期是距今4800年的宝墩文化，对应的是《华阳国志》记载的蚕丛朝、柏灌朝。中期又分为二、三期，第二期距今4000-3600年；第三期距今3600-3200年；二、三期时间和夏朝、商朝相当，对应的是《华阳国志》记载的鱼凫朝。之后还有个金沙遗址，已经是三星堆的四期，第四期距今3200-2800年，略等于中原的西周，金沙邻近的十二桥遗址，对应的是望帝杜宇。

蚕丛，又称蚕丛氏，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蚕神。是蜀国首位称王的人，他是位养蚕专家，据说他的眼睛跟螃蟹一样是向前突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样式向左交叉，最早他居住岷山石室（今四川茂县北叠溪）中。后来蚕丛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到成都居住。据说，今天三星堆出土的铜纵目面具就是他的形象。传说与文物在这里似乎对上了号，但人不可能凭空而来，有谁能保证蚕丛氏的部族中就没有氏族人的影子？

另外，今天，一些彝族学者将彝族生活器物、文字等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字符等对比，发现两者在某些地方确有相似之处，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虽然彝族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和云南土著说等，但据汉文和彝文历史资料记载，彝族先民与分布于西部的古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主要源自古羌人。这就是说，在古羌人这一前提下有些相似是正常的，但要说古蜀国是彝族建立的国家，金沙太阳神鸟是他们崇拜的图腾，甚至成都和重庆是彝语地名等等，就有些不合适了，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不断融合中形成的，就像彝族在几千年前不可能做作彝族一样，也就是可能把三星堆文明说成其独家的创造。

那么，三星堆文明究竟是由谁来创造的呢？当然是远古时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先民们，不过是氐羌这一概念略大一些而已。另外，我们亦不支持与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并称中国上古三大文明的说法，中国文明从来就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文明，根本不存在三大或者四大的说法，古蜀文明是指从远古时期到春秋时期早期，产生于我国今四川地区（包括四川省和重庆市等地）不同于中原文明却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古文明，不同只是有差别，不等于没有关系，可以自成一体。

另外，关于氐人的人文风俗，历史为我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由于长期与羌、藏等民族的混杂相居，他们的语言与藏、羌语有所不同，相对保持了本民族一些语言的特点。衣着服饰他们尚青、绛及白色，善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魏略·西戎传》中说，其女性“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南史》说他们“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由于与汉族杂居，他们的婚俗和文化至5—6世纪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与羌族的习俗相去甚远。（文/路生）

参考文献：1.《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有渊源？》四川日报2015.03.26

2.杨铭《汉魏时期氐族的分布、迁徒及其社会状况》民族研究 1991年

3.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