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珍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号称民国时中国女学最高学府，能在这样一所学校担任第一行政要员的杨荫榆想来也不会太浪得虚名。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的资格，并在不足十分之一的毕业生中拿到了优质毕业生奖章，精通英语日语等多门外语；1918年又赴美留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只读了一半便被召回国内并于1924年被任命为女师大校长。

从这份简历中可以看出杨荫榆不仅不是位封闭自守的旧式妇女，相反是有着良好的中西方熏陶和广见博识的学识的，要不然在英才备出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不会被点名出任最高等的女子大学校长一职。多年的留洋生涯本应该打造了她开放大度的治学风范和高人一等的管理模式的。但是在女师大的一年之中，她不仅被自己的学生禁止入校，甚至被举国声讨，极是狼狈。

杨荫榆本是缠过足的，回国之后却偏偏还要学着西方女子的模样穿上一双高跟鞋，再不伦不类地在中式短袄外搭一件纯西方风格的披肩大氅，本就高大的身材实在是给了小脚高跟鞋不少压力，走起路来风摆荷叶摇摇欲坠，样子十分滑稽。

杨荫榆在女师任上

她的打扮一样，她性格嚣张怪异，不苟言笑，对学生的管理也完全是封建家长式的苛刻，“见一封信，疑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日常管理中她又偏袒偏护，当年暑假结束后，因为战乱，路上不太平，有些学生归校迟了，杨荫榆便勒令开除，但是同样迟归的学生中，杨荫榆的同乡却不在开除之列，这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1925年3月，孙中山公祭，女师大的进步学生们也要求参加，却遭到了杨荫榆的强烈反对，“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共妻的，你们学了他有什么好？断然不准去。”

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屈服，最终还是参加了孙中山的公祭，杨荫榆于是放言要严惩带头闹事的学生。这成为了女师大风潮的导火线，随后与校方冲突日烈，最终导致了全校学生联名发起了“驱杨运动”。

两个月后，杨荫榆召开全校大会，并邀请各届名人演讲。会上她要求刘和珍和许广平等六名学生向自己道歉认错，惹得群情激奋，会后学生们立即组织起来轮流把守校门拒绝杨荫榆进入学校，事态开始恶化。7月31日，杨荫榆致信警察厅，“恳请明日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借资防护。”

次日，若干警察冲进校园，切断电源水源并封锁校门。随即杨荫榆宣布解散国文系三年级四个班，并开始驱赶和殴打学生，将女师大风潮推向高潮。

时任女师大教员的鲁迅立即动用各种关系保护学生，并在随后的数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发文声讨杨荫榆，并给杨荫榆的野蛮行径冠名“寡妇主义”，更是不惜动用“可恶、卑劣、一文不值、蛆虫”等字眼，从此举国上下口诛笔伐，杨荫榆万般无奈，只好返回苏州乡下隐居。

鲁迅骂她是寡妇主义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早在杨荫榆十七岁时就已经嫁做人妇了。只不过那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夜的时间。

按照中国旧习，父母早早地将其许配给同乡士绅蒋家的公子，毕竟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嫁女的，讲究的就是一个门当户对。

十七岁的杨荫榆也充满了新嫁娘的喜悦和惶恐，只是让她大感惊诧的是当新郎揭开盖头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小山一样强壮的傻汉子，一脸痴呆相，嘴角还流着口水。

天还没亮杨荫榆就趁丈夫睡着的时候偷偷跑回娘家。那个时候离婚还是个新鲜词，休妻又让蒋家感到颜面尽失，回婆家去更是杨荫榆宁死不肯的事情。于是这个只做了一夜的新娘就这样莫名其妙成了“寡妇”。

十七岁的寡妇于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到了求学上，又幸运地得到垂青，成了中国女学最高学府的首位女校长。

但是婚姻的伤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致命的，从她管理学校的方式、反对男女学生接触，甚至反对孙中山的所谓“共产共妻”等等细节中不难看出她对男女之事的敏感多疑甚至是杯弓蛇影的谈虎色变。

细细品味之下，在那个蛮蒙初开的年代，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浸染的女人，虽然喝过洋墨水，接受过西方先进观念的影响，但骨子里还是守旧落伍的，做为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女校长，她是很担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婚姻悲剧在这些年轻女学生身上重演的，也许是太疼的记忆让她不敢把这些女学生一生的幸福寄托在任何形式的反抗上，也就不想看到自己的学生用年轻的生命去做争取自身解放的实验品，当然也绝望地不愿接受新思想，这与许广平式的进步思想完全背道而弛，于是她本是出于对自身前车之鉴的恐惧而悲观甚至是绝望地“对女学生们的善意的好”也成了阻碍进步的霸王主义“寡妇主义”了。

现在看来，她的作法的确封建和极端，直接阻碍了先进思想在中国青年学生中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其中善良的一面，坚持要开除进步学生的念头，无非也就是避免这些人再“毒害”那些还无知的盲从学生，以免全部沦陷，最终象自己一样满盘皆输，毕竟，十七岁的噩梦实在让他刻骨铭心。

离开女师大的杨荫榆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敏感和执拗，甚至有些变态。回到苏州后她在一所中学任教，这所学校的校董听说她就是著名的女师大的前任校长时喜出望外，特地请人在报上刊了篇文章，内容无非是对其褒奖的溢美之辞，但她却感觉如芒在背：自己已经被免职了，沦落到如此凄惨境地，再大张旗鼓地说起女师大的事，她反倒认为是故意羞辱。结果不必说，她立即卷起铺盖走人了。

随后她又在多所学校任职，也仍是无法与同仁和谐共处，虽然她所学甚精，但还是做不了多久就不得不辞职离开。再回到乡下的杨荫榆几乎已经崩溃了，她整天除了看书就是围着院子里的老槐树打转，嘴里不停的念叨着一些谁都听不懂的句子，看表情，是恶恨恨地咒骂。

待情绪稍稍平定之后，她还是决定办教育。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在苏州小新桥巷办了一所学校，取名“二乐女子学习社”，也许是经过了长时间思想的沉淀和反省，认为自己在女师大的管理过于儒家封建，这一次她决定做成一个真正与西方思维体系融合的先进学校，甚至学校的装潢也全部是欧式的，连厕所的马桶也采购自欧洲。可以说，如此做法显然是在向过去的那一段历史做无声的道歉，但是二乐女子学习社只办了一期就无以为继了，原因是资金不够。她四处游说，但经过女师大一事和旗手鲁迅的声讨，杨荫榆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瘟疫般让人避之不及的东西，没有人施以援手。

婚姻失败的中国第一位女校校长终于也被事业抛弃了，甚至被这个世界无情地抛弃了。

若是就此再无波澜，也许杨荫榆这个名字真的就只能存在于《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注释中了，但是一个传奇的女子，总会有一些感天动地的传奇让自己丰满起来。

中国第一才子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也是位知名作家，她在晚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回忆我的姑母》的文章，人们这才知道，原来杨荫榆竟然还是杨绛的姑姑。

杨绛

于是这个被鲁迅打落下水的“落水狗”的后半生终于在一篇不算长的文章里留下了让人叹息的记录：

1937年冬，苏州沦陷，日军进城后大肆烧杀，这让早年留学日本的杨荫榆震怒，自己印象里那个思想先进学术发达的国家怎么突然变得如此野蛮和凶残了呢？时不时有日本兵冲进家里来抢夺财物，杨荫榆实在忍不住了，竟然只身一人冲到日本领事馆讨说法。一个胆敢孤身面对刺刀的中国女人居然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言辞犀利，这让日方大惊失色。也许是为了避免发生进一步的民事冲突，也或许仅仅是被她的胆识震惊，日方居然同意归还她被抢走的财物，并派人送这个“站不稳却腰杆笔直”的老妇回去。从此她的家成了临时的避难所，普通的日本兵并不敢进来骚扰，邻居们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也经常躲到她家里去。

日本人知道了杨荫榆精通日语，便有了想让她充当日语翻译的念头，但都被她严辞拒绝，“我在日本留学时，你们不是这样子的，那时的日本人彬彬有礼，可是现在你们连最起码的尊重和礼貌都丢掉了。”听说有几次日本兵用刺刀逼着她去集会上讲话，她也不为所动，凛然回绝，并用日语写了五六篇相关的报道，想请当年在日本的同学代为在日本发表，可惜战事混乱，那些寄往日本的信最终石沉大海。

一来二去，日军苏州占领军中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小脚的中国女人“很厉害”，大多不敢招惹。后来日军想在苏州的学校里开设日语课，并要求中国学生废弃汉语改学日语，杨荫榆再一次只身跑到日本领事馆，书面提出了严重抗议。这一次日军摆出了几根金条，请她出任日语教员，还是被她拒绝。

借助几次大闹日本领事馆的“人脉”和“威望”，杨荫榆索性在自己家里开了个小学堂，收留那些无法正常上课的学生，她选用的教材全部是中国传统课本，无声地向日本人的“废弃汉语改学日语”提出无声的反抗。

1937年12月末的某天，时间已经过了正午，一向不缺课的名叫宴葶的女学生还是没来上课，杨荫榆走出家门向来路上张望，一个邻居慌慌张张跑过来。“杨先生，又一个……又一个……”杨荫榆大惊，一丝不祥的预兆升起来。她急忙向邻居所指的方向跑过去，不远处的污水沟里躺着一个姑娘的尸体，她只看了一眼便晕了过去。原来这正是她的学生宴葶。

宴葶的家本来不远，却在来上学的路上被日军轮奸杀害。杨荫榆醒来后再一次登门抗议，提出严惩凶手、赔偿家属等要求。铁证面前日本人仍然百番抵赖，杨荫榆据理力争，并声称若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将通过各种渠道将日军在苏州的暴行公之于众。日本领事馆只好暂时安抚，并答应她“待事情查清之后，明日再来详谈。”

1938年元旦这天，她接到日本领事馆的消息，要她去日本领事馆商谈宴葶一事的处理事宜，无畏而善良得尽乎天真的杨荫榆毫无防备地跟着“两个日本兵出门，路过一座小桥时，一个兵就向她开了一枪，另一个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姑母还在动，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那一年，杨荫榆53岁。

《纪念刘和珍君》的课文后来又在注释上加了一句，“后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寇杀害。”虽然如此，也只是不轻不重地加了一句史实资料而已，未加任何定义式的评论。说来也是，无论是谁都无法对这样一个反差如此巨大的女人给出简洁明了的总结评估和历史定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信给杨绛，信中说，“荫榆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而不了解她晚年彪炳，这点是需要纠正的。”

而做为一个被封建婚姻残害的牺牲品，她至少有一部分出于“避免重蹈我的覆辙”的阻止学生接受进步思想，在历史层面上看是反动的，但一个旧式女子，我们也不必太要求她如何高瞻远瞩，而相比杨荫榆在女师大的表现，鲁迅虽显恶毒的用词也并无大错，他一向是不懂怜香惜玉的，但是让鲁迅始料未及的是，以鲁迅的声望，他的笔简直就是判官笔，而以杨荫榆的生平看，正是这支电闪雷鸣的判官笔，把这个性格另类人格复杂却又带着新伤旧痛的小女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杨荫榆虽然罪有应得，却也货真价实一辈子成了落水狗。

鲁迅在他唯一一部以婚恋为主题的著名的小说《伤逝》中提出了一个极其现实的命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从封建婚姻中勇敢地走出去之后，又该如何取舍？何去何从？

《伤逝》中的主人公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具体到杨荫榆身上，显然以一个弱女子的守旧思想无力挣扎又不甘妥协，于是杨荫榆只好一面刺猬一样虚张声势地强硬对人，一面又无力反抗只能委屈自己，竟致神经质得近乎病态，最终酿成了女师大风潮。虽然一生致力于教育并试图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当初的愚蛮做些补救，仍是无法改变性格和命运，最终还是上了民族黑名单。

“她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尽可以再嫁人。可是据我所见，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栓桔，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杨绛的结论，应该是客观和中肯的。

法国作家德方曾说，"当女人用柔软把自己武装起来时，她们是最坚强的。有些女人外表看似柔弱，但其实拥有着坚毅的内心。纵观其一生，从女师大风波到最后有些匹夫之勇的独对刺刀，她根底里还是旧氏家长的观念在作怪，而这个“旧式家长”的观念里，其实并非想螳臂挡车的阻碍社会进步，思想上也只是守旧，更多的还是出自家长式的慈爱吧，虽然那慈爱落伍甚至反动；最终拒理力争保护弱者而被日本兵枪杀一事，则更显示出了做为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妇女的大义凛然和坚贞，在这个层面上，她更像是位老旧的母亲，虽然不可理喻，却完全可以情喻。

但是在民国那个思想和世态都太过动荡和摇摆的时代，能做到杨荫榆这般有错肯悔，大节不失，晚节彪炳的人，似乎也不多，杨荫榆可能至死也不知道，在她殉难之前半个月，1937年12月13日，与苏州相距不远的南京，杀害她的这支军队已经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

正如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的最后所说：“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